何燕生: 佛教在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中的经验及其前景展望

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:2019-11-07

佛教诞生于古印度,传播于整个亚洲,其教义受到不同语言、不同国籍、不同民族信徒的信仰,在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。近代,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,佛教远播欧美,作为亚洲宗教文化的一朵玫瑰,受到欧美人士的青睐;佛教在欧美社会的广泛传播,为增进东西文明的相互了解,做出了贡献。纵观亚洲文化交流的历史,可以说佛教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,所取得的许多丰富的历史经验,值得我们汲取和发扬光大。

佛教在世界各类宗教中属于世界宗教,佛教的世界性,不仅仅指它传播地域的广泛,而且还指佛教本身的教义带有浓厚的融合性和宽容性。佛陀宣扬的苦、无常、无我、缘起、解脱等教义,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终极说明,它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思辨特色的人生观,被传入中国,与我国道家的老庄思想相结合,取得了新的发展,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等宗派,与此同时,也促使了道教的形成以及宋明理学的诞生。佛教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后,与当地的本土神灵信仰相结合,又形成了这些地区的佛教宗派,比如韩国的曹溪宗和日本的日莲宗。我国西藏和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独自的宗教信仰,然而当佛教传入这些地区后,佛教便成为这些地区整个民族的宗教信仰;斯里兰卡、泰国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,情况更是如此,其型态被称为“南传佛教”。佛教的“缘起”“无我论”,在近代西方哲学界成为哲学家们热衷研究的议题,充分说明了佛教人生观的合理性和世界性。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,佛教史上从未发生过暴力冲突和宗教战争,其原因就在于佛教教义具有宽容性和融合性的本质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。佛教的人生观,给接受佛教的各族人民在观念上带来了积极的变化,丰富了人类哲学的发展。

佛教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。佛教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广泛传播,并不是“孤身一人”行走在亚洲大地,而是承载着这些国家的不同文化、不同风俗习惯,与它们“结伴而行”的。比如建筑和造像艺术。我国的云冈石窟、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、敦煌千佛洞、太原天龙山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等,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像,都深深地打上了印度和中亚文化交流的烙印;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大佛、韩国海印寺的木刻高丽藏大藏经,这些都是中日、中韩佛像艺术和印刷技术交流的结晶。最近被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柬埔寨吴哥窟以及柏威夏寺,都是印柬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。亚洲“世界文化遗产”中的大部分,都是以佛教为主题内容的,而它们就是佛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交流、互动的历史见证。其它,如印刷、音乐、文学语言等,不一而足;我们耳熟能详的茶文化、香文化,食文化(如豆腐类)等,大多是伴随着僧侣的弘法与求法的渠道传播开来的。因此,佛教在亚洲传播的历史,其实可以说是一部亚洲文化交流史。

与此同时,我们还可发现,佛教在亚洲各国的传播,是以人员的互动交流为特征而展开的。佛教作为一个宗教,僧侣们肩负着求法和弘法的使命。印度达摩来华,我国玄奘和法显、义净的西行,可以说是中印佛教人员交流的显著例子;而且,当年他们其实就是踏着我们今天所讲的“一带一路”的线路完成各自的使命的:达摩来华,将印度的禅法传入到了中国;玄奘和法显西行,将印度大量的佛经带回了中国。这些人员的互动交流,都成为一种佳话而受到广泛的传播,比如达摩的“一苇渡江”、玄奘的“西游记”等。唐代鉴真和尚、宋代兰溪道隆和明代隐元禅师等先后东渡日本,将中国佛教的戒律和禅宗黄檗宗传入日本,他们的事迹被载入日本的教科书,成为日本学生学习的对象。日本空海和最澄随遣唐僧一起来华学习佛法,回国后,分别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和天台宗。宋代,日本的奝然、荣西、道元等先后来华巡礼佛教圣迹,回国时将中国的佛典和禅法传入日本。朝鲜半岛,如新罗圆测来华,住在长安,跟随刚刚从西游返国的玄奘学习法相宗;新罗义湘则往终南山向智俨学习华严宗,等等。特别是在新罗统一时代,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交往密切;在唐僧西行求法的热潮中,新罗沙门也多相偕前往,如义净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,即列有多名新罗僧、高丽僧。唐代,斯里兰卡(古代称狮子国)不空三藏来到长安弘扬密宗:赵宋一代,狮子国沙门护法及其弟子五人来华弘法,带来了许多梵经和佛舍利、菩提树和画像等,都受到了当时宋朝的隆重礼遇。尼泊尔的蓝毗尼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,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佛教徒向往的圣地,当年法显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瞻礼佛陀的出生地遗迹。泰国、柬埔寨、缅甸以及印度西亚等东南亚,情况亦同,都是以人员互动而展开的。历史上一批一批舍身求法的高僧,凭着他们坚定的宗教信念,将佛法的种子撒播在亚洲大地,如今这些种子绽放的花朵,绚丽多姿,业已成为亚洲人民共享的文化资源。

其次,多语种的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及其“和而不同”的特色,也是值得指出的重要方面。高僧们舍身求法,其目的不外乎取经。大多数佛教经典早期由梵文、巴利文或者藏文写成,佛教传到中国后,还形成了汉文佛典。因此,对于所取到的经典,需要在语言上进行翻译,进行研究。这样一来,便形成了不同语种的佛教文化圈。比如由梵文、巴利文佛典翻译成汉文,经过历史的积淀,形成了汉字佛教文化圈,具体包括中国、朝鲜半岛和日本、越南的佛教;由梵文翻译成藏文,形成了以藏文佛教文化圈,具体包括西藏和蒙古的佛教;南传佛教的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等,大致可以视为巴利语系文化圈。这种基于不同语种形成的佛教文化圈,一般也称为汉语系佛教、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,发展成亚洲佛教的多元型态,展现了“和而不同”的特色。

再者是“信仰共同体”的形成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后,佛教发展为不同的部派,后来又形成了所谓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又称为北传佛教,小乘佛教又称为南传佛教。这两大佛教派系中,后来又形成了许多宗派,比如汉传佛教中,中国有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、净土宗、禅宗和密宗等,日本佛教后来又形成了真言宗、净土真宗、日莲宗等新宗派,西藏地区有格鲁派、宁玛派等,南传佛教就更多。然而,尽管宗派林立,但是它们都是在以释迦牟尼佛为佛教开祖的信仰作为前提的,祖师谱系法脉绵密,彼此之间既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,同时也保持着一个紧密的联络,在同属一个佛教的信仰下,形成了亚洲佛教独自的共同体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信仰共同体”。这种“信仰共同体”,为增进亚洲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曾说:“佛教是亚洲各族人民交流的黄金纽带”。此言的确不虚。

近代以来,汉字文化圈的佛教人员交流互动频繁,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华人佛教文化圈,他们不仅与当地的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,而且还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;日本佛教的一些新兴佛教宗派如创价学会等,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地区也拥有广泛的信徒,并且远播欧美,逐渐成为一种多国籍化的佛教宗派;佛教禅宗也通过日本的铃木大拙和中国的胡适在20世纪三十年代传入西方,受到西方人士的关注,佛教密宗也于20世纪六十年代,在欧美吸引了许多信徒。因此,佛教在近代亚洲的新发展,也是一个新的特征,值得引起我们关注。

总之,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与发展,发挥了佛教具有宽容性和融合性的特色,形成了多个不同的佛教型态,为亚洲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回顾佛教在亚洲传播与发展的历史,展望未来的前景,我们认为佛教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积极的意义,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,特别是在亚洲文明对话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方面,相信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,做出新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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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何燕生,哲学博士,新豪天地3559官方网站讲座教授,武汉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中心主任,日本郡山女子大学文化学系教授。师从哲学家萧萐父教授和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。研究领域为:比较宗教学、宗教对话与跨文化研究、佛教思想史和东亚禅学。

文章来源:《腾讯佛学》2019-11-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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